安徽合肥一名癌症患者日前提出身故后捐献眼角膜和遗体，并分别联系了当地红十字会和一家眼科医院。但前者质疑后者接受捐献的资质，两家机构由此产生争执。当事人烦恼之余最终决定只捐眼角膜，不捐遗体。

　　争端背后反映出中国器官和遗体捐献的严重不足。就医学教育和研究而言，曾有医学院老师感慨，“遗体，几乎成了国内医科大学最稀缺的教学资源。”

　　但在遗体来源上，诸多遗体捐献者从提出申请到实现捐献却总会遭遇诸多尴尬。

　　天津市民赵永华告诉记者，当初为了能够实现捐献遗体的愿望，“他与家属商量了两年才获得理解与支持。”

　　同时，志愿者从提出捐献申请到成功捐献的过程也非常复杂，不少人中途打“退堂鼓”。以天津为例，申请者先要领取并填写带有亲属意见的申请书，然后再到公证处公证。公证之后的资料要交给遗体接受部门，同时还要保持联系。一系列程序令许多遗体捐献者要承受很大精神负担和社会压力。

　　目前，中国大部分地区遗体捐献工作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和统一监管，对捐献过程的基本程序和责任主体没有明确规定，分配体系和监督机制尚未完全建立。

　　“器官捐献呼唤的是生命延续，遗体捐献是医学需要，同样是为了生命延续，应该跟器官捐献得到同样重视。”赵永华说。

　　作为遗体捐献立法的倡导者，天津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郑新建认为，立法的目的是要实现遗体捐献的规范化发展，同时对于遗体的分配和使用也应该有规范的要求和程序。(记者翟永冠)